广州大型寺庙建筑,历史思考：唐朝时期，儿童的主要疾病有哪些？

历史思考：唐朝时期，儿童的主要疾病有哪些？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唐代小儿医学得到重视并取得发展，那么小儿医者水平如何？官方医疗机构的医者一般经过层层选拔，整体医术水平较高，但官方医疗机构中医者占据少数，对广大民众来说，民间医者才是他们的医疗保障，因此需要了解民间医者水平。

刘禹锡认为治病的巫医不知用了何方何药就索取钱财；孙思邈也认为“今之医者所以治十不得五六者”；陆龟蒙也言：“余抱病三年于衡泌之下。医者庸而气益盛，药非良而价倍高。”

以此来看，唐代民间医者虽不乏医术高超者，但整体而言医术比较平庸、医德素质低下，民众对民间医者多不信任。孙思邈为进士出身，却因善医而被归入方技类，不能入儒林。除了医者医术平庸导致社会轻视医者外，唐代以医术出身在神功元年（697）以后最高不过为五品尚药奉御，医人社会地位较低也是一个原因。

士人不愿为医以及社会中轻视医者的氛围限制了医者医术水平以及规模的发展。在整个医学被社会轻视的氛围中，张嘉凤认为唐代小儿医更是处于医学边缘，医者多不愿从事小儿医，小儿医者匮乏。笔者不赞同小儿医被边缘化。

孙思邈《备急千金方》确实谈及当时医者不甚留意小儿，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由于儿童“气势微弱”的特殊生理条件，即使“医士欲留心救疗，立功差难”，再加上“婴儿在于襁褓之内，乳气腥臊”；二是由于缺乏儿童相关的医疗知识与经验，虽然晋宋之际有江左苏家及徐王“传习有验，流于人间”，但其内容却“不甚深细，少有可采，未为至秘”，不足以奉为经典。

张氏认为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以下原因：一是儿童年龄较小，不能清楚地描述疾病，甚至可能哭闹干扰治疗，导致医者很难治疗成功，因此小儿医者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与技能，但投入多回报少，这降低了医者的兴趣与意愿；二是婴幼儿多与母亲同房，汉唐时期认为产房、产妇与月内等不洁，这使男性医者担心触犯禁忌招来不详。

三是婴幼儿相关的医疗知识多在女性之间传承，男性少有用武之地。张氏所言听之有理，整个社会弥漫着轻视小儿医的氛围，确实有可能使医者不愿从事小儿医。但这一结论有一个前提，即当时社会医者分科而学、各承一业，习小儿医者只习此一科。

在永徽元年（650）青州曾发生了小儿间流行的传染病，由于李清医治有效，似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除了一些专精一科的医者，文献中记载更多的却是兼治各种疾病的综合型医者，国医王伯彦曾“医道将行，时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幼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气者饮此。’各负钱帛来酬，无不效者。”

从老少皆前往王彦伯家中以及王彦伯区分疾病的方式来看，小儿并未被单独提出，可与一般人一样治疗。雅州开元寺僧人智广“凡百病者造之，则以片竹为杖，指其痛端，或一扑之，无不立愈。”也是各种疾病皆能医治。刘禹锡习医时也学习小儿医书，习医后家中婴儿自己医治。此外，唐人认为小儿疾病与成人没有不同，只有用药多少的差异。

也就是说，儿童疾病一般医者也可治疗。因此，唐代医者在实际中并未专习一科，多是综合学习，在学习医术时小儿医并未被边缘化，当时医者多综合学习，学习时往往各科都有涉及。至于张氏认为学习小儿医投入多而回报少的问题，为刘禹锡治病的巫医只“针烙灌饵”便“引手直求”，李清因治疗青州小儿疠疫而财产复振，孙思邈小时因病求医问药，导致“汤药之资，罄尽家产”。

以此来看小儿医诊金还是可观的，医者并不会因为收入问题而边缘化小儿医。因此，从唐代众多实际案例来看，小儿医在医学中并未被边缘化。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小儿医者收入较高使小儿医在医学中不被边缘化的同时，也阻碍了普通儿童的医疗。

对于一些小儿疑难杂症，医疗费用更高。唐代小儿医疗费用之高，只有有财力及人力的儿童才能在生病时得到专业医者治疗，对于地处偏僻又贫困的儿童，多是“地僻既无药物，家贫难召医师。”生病时只能借助宗教及巫术等方式治疗疾病。

综上所述，唐代儿童医疗机构、组织及小儿医学取得发展。但是，受时代所限，唐代社会儿童医疗存在局限性，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唐王朝通过牓示于路的方式推广简单有效的药方；另一方面民间宗教如佛教、道教及巫觋等也加入儿童医疗活动，僧医、道医及巫医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普通儿童的医疗困境。

唐王朝通过各种措施保障儿童医疗的努力，使唐代儿童相比前代在医疗上有了更好保障，但这些努力作用有限，普通及僻远地区的儿童医疗得不到保障。

唐人十分重视儿童疾病，《诸病源候论》记载了近百种小儿疾病，《外台秘要》将小儿疾病分为五十门，医书记载中儿童疾病的种类大量增加。关于唐代儿童的主要疾病，郑庆海从传世医书角度，认为隋唐时期儿童的疳症、咳喘、呕泻、胃脘痛、积滞等常见病得到了空前重视，被各医家重点讨论。

对天花、猩红热、麻疹、痢疾、疟疾、结核等时行病也有较为丰富的认识；宋广玲从敦煌遗书角度，认为唐代儿童常见病有黄疸、夜啼、头疮、重舌、霍乱、痢疾等。这些都是从医书角度对儿童常见疾病的总结，而隋唐时期医书主要面对达官贵人，那么现实中儿童的常见疾病有哪些呢？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常见病是否存在不同？

于赓哲等认为《新菩萨经》及《劝善经》中提到的疾病是唐代流行疾病，认为唐人健康威胁最大的是传染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难产及其他围产期疾病等。

根据这一研究思路，《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是隋唐时期保护儿童免受十五疾病危害的佛教经咒，敦煌地区出土有《护诸童子女神符》及《对治十五鬼护身符》，符中危害儿童的女神与《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中的十五鬼类似，可见此经在唐代比较流行。因此，经咒中提到的十五种疾病也当是唐代儿童比较流行的疾病，而且经咒面向的是社会所有人，所以也反映了社会一般儿童的常见疾病。

经咒记载小儿疾病有小儿眼睛回转、数数呕、两肩动、口中沫出、把拳不展、自啮其舌、喜啼喜笑、乐著女人、现种种杂相、眠中惊怖啼哭、夜间喜啼喜笑、不肯饮乳、咽喉声塞、时气热病下痢及数噫数哕等，共十五种。

从经咒来看，具体描述了儿童生病后的状态，如数数呕、口中沫出、不肯饮乳等，通过描述可以直观了解儿童疾病。郑庆海及宋广玲等人通过医书总结的儿童常见疾病较少，尤其宋广玲只总结了五种，而《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中儿童疾病就有十五种，增加了许多儿童常见疾病，如小儿眼睛回转、咽喉声塞、自啮其舌、小儿惊怖、数噫等。

从这十五种疾病来看，多为婴幼儿常患疾病，对年龄较大儿童的常见疾病还需进一步探讨。这些疾病多记载于墓志之中，因此通过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唐代儿童常见疾病，也可以了解当时儿童的致死疾病。唐代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为因情志不节而引起的疾病，有7例。

从性别来看，7例中有5例为女童，2例为男童，以女童居多。中医认为人有喜、怒、思、悲、忧、惊、恐七种情志活动，如果人的七情保持中和，则不会生病，如果不节制就会影响五脏的功能而生病。可以说，情志不节是一种心理疾病。儿童往往也受感情影响，因情志不节而生病。造成儿童情志不节的原因多是父母等亲人去世，哀而成疾，以致最终夭折。

值得注意的是，墓志中这种关于儿童因亲人去世而哀伤过度夭折的记载，一方面，由于儿童年龄较小，往往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确实会因此而夭折；另一方面，墓志中这些记载可能只是一种书写。传统儒家文化重视孝，在墓志中往往对亲人去世后子女的孝着重书写，儿童的墓志中也是如此，所以儿童生病是否为情志不节存疑。

对因情志不节而引起的疾病，唐代医者已有充分认识，孙思邈认为惊悸恐惧、忧愤怵惕都是疾病的根源。对此病的治疗一般认为以悲胜怒、喜胜悲、恐胜思、思胜恐的五情相胜治疗，儿童主要是哀伤过度，应该以喜治之。但从墓志来看，许多儿童都没有治愈，可能是父母等亲人离世打击过大，年龄尚幼，不能调节所致。仅次于情志不节的是传染病，有6例。

古代的传染病即疟疾、天行病、水痢、赤白痢、风黄病等传染性疾病，古代医疗水平较低，尤其是古人长期不知疟疾与蚊虫叮咬有关，以致传染病是古人健康的主要威胁。儿童由于年龄尚幼，身体抵抗力弱，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是儿童健康的重要威胁。此外，腹疾、气疾、疮疡、痨病、水土不服等疾病也各占一定比例，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

总的来说，从以上分析来看，儿童常见疾病主要有情志不节、传染病，腹疾、气疾、疮疡、痨病、水土不服等疾病也较为常见，与《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中记载的十五种儿童疾病明显不同。年龄最小者也9岁，因此这些疾病是年龄较大儿童的常见疾病。从这些疾病来看，传染病仅比情志不节少1例，所以二者对唐代儿童健康具有很大威胁。